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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善波:说《万历十五年》被高估,其实真了解黄仁宇“大历史”观的..._万历十五年说了什么

黄仁宇写的《万历十五年》,先前因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而大热,近日在观察者网被反复提及,再次引起关注。但这本书虽然火了三十多年,而了解及真正掌握黄仁宇的“大历史”观的人,看来却并不多。 《万历十五年》在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中被多次提及 对黄仁宇老师的论述,因我本人与黄老师有些渊源,所以算有点发言权。 1992年初,我曾邀请黄老师到香港参加一个关于“一国两制”的研讨会。这缘起于在《万历十五年》的一个版本中,他附文详细地谈到“一国两制”在全球历史中的四个案例,包括英国、荷兰、美国南北战争前、中国魏朝。他的有关说法与中国官方对“一国两制”是个“独创”的说法很不一样。 后来因为“末代港督”彭定康在港强推政改方案,研讨会开不成,我就陪黄老师去广州参观黄埔军校的旧址。黄老师是黄埔校友,但不是黄埔广州老校的学生。他去到黄埔军校原址时还是非常激动。 在几天的旅程中,老师不断提点我,要看大局,观长远,不要纠缠在眼前的小事。这既可能是因为他对我不断谈香港回归问题、中英之间的磨擦及矛盾(毕竟那是我当时每天面对的工作)有点不耐烦,但有关观点也确是黄老师研究历史及看事情的基本立场和态度。 点击查看大图 黄仁宇(资料图) 《万历十五年》的书写,是透过从社会细微点滴的观察,洞察社会及制度的整体运作,进而归纳出“大历史”的视野,引申出一些大规律。这研究方法不为当时的学术界接受,是可以理解的。虽然学术界本应兼容开放,欢迎不同的角度及尝试,但现实中往往并非总是如此。 黄老师在学术界失意,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本原本没人愿意出版的书,却反而在他被去职后得以出版。原版最初为英文,1976年出中文版后,意外地在台湾及大陆红火,受关注及讨论达三十多年,实乃学术及出版界内的一个异数。黄老师九泉之下,应可一伸他几十年不被认可的怨气。 从《万历十五年》到大历史,黄老师从“小”看“大”,采归纳法,大胆推断。其学术方法不为美国当时历史学界所接受。应指出,就算到今天,也仍不为很多大中华区的历史学者接受,这是个事实。这与他的书长时间受读者的欢迎,形成奇怪的反差。 黄仁宇从军后才转入学术研究,以其在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中的军旅生涯体验和成长过程,作为他探索国家历史的基础及动力,学术底子薄弱是自然的事。他的理论欠经典理论的支撑,缺乏严谨的论证,个别具体事例上也出现差错,都是事实。有的偏差多少与他对国家的热情和个人性格的执着有关。但他提出的一些看法,在当今中国的百年大变、大转型中,有很适时及精辟的观察与提点,也是不能否定的。 黄老师的论述,给了我们这一代人,在面对国家的大转变时,如何理解这个转变过程的一种大局观和大视野,使我们能从一个宏观的“大历史”角度,看待眼前发生的事及其将来的发展,而非拘泥和执着于狭小的历史事件本身。这不是一般学者能做到的。这或可解释为什么他虽然不获美国及国内学术界的接受,但在一般的读者群中仍长期受到欢迎。 《万历十五年》,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黄老师分析中国历史,先从“大国”、“一统”的历史事实开始,他将形成这一基本事实的原因归结为“防外患”与“治水”这两个因素。这两个因素使得中国要有整体统筹的应对,因此而让“大中国”成为必然。这可能不是黄老师独有的结论,论证中国“大一统”传统形成的研究非常多,这两个因素也不是唯一的,但这不重要。黄老师的关键论述,是在中国如何治理大幅员、多人口的国家的层次上。 偌大的国家,交通及通讯不便,一个中央指令要下达全国,到达边远地区就要几个月,以当时的yabo官网水平,如何治理,不能以我们今日的观念及标准去理解。管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,必然要依赖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。国家的治理,首先是对官僚队伍的治理。 在当时的条件及要求下,以儒家的道德体系来管控官员,是有其内在道理的一个选择。管治主要依靠道德,而不是严格、详尽的法规,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元素,一个特色。中国能以此持续存在二千多年,在世界文明史中,也是独有的。但也因为这样,形成了中国政治生态“泛道德”的倾向,造成了不少非理性的传统后果。黄老师对上世纪末一些学生的激情表现,就非常不以为然。主要是他认为简单的道德评判流于表面和片面,集体的“义愤”行动,并不能解决国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。